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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長慶科場舞弊案看牛李黨爭的起源以及晚唐政治走向

時間:2019-06-23 14:04 日慕鄉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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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慶元年(公元821年),大唐朝發生了一起十分嚴重的科場舞弊案,在當時,這只被看做是又一場激烈的朝堂爭斗,但時過境遷,大家才發現,正是這次爭斗,引發了此后四十年的朝局死結,甚至影響了大唐國運。

大唐盛世

當年,禮部侍郎錢徽做了科舉主考官,也就是所謂的“知貢舉”,右補闕楊汝士為考官,兩人一正一副,主持當年科考。

科舉被認為是朝廷的掄才大典,歷來為皇帝所重視,但礙于起步時間短,制度不完善,唐朝科舉腐敗現象十分嚴重,其中最為人詬病的就是主考官權力過大,幾乎是一言九鼎,經常是考試尚未開始,名次就已經定下,也正因為這個原因,請托辦事的大有人在。當年,宰相段文昌和翰林學士李紳(鋤禾日當午那位)就找到錢徽,要求錄取兩個關系戶。

錢徽看到兩位大人的擔保信,既沒有說答應,也沒有說不答應,但放榜之日,段文昌和李紳推薦的候選人一個都沒中,反倒了大臣李宗閔的女婿蘇巢、楊汝士的弟弟楊殷士以及宰相裴度之子裴撰等金榜題名。

堂堂宰相,被人這么打臉,自然不能善罷甘休,段文昌直接找到穆宗皇帝,彈劾錢徽錄取不公,穆宗詢問翰林學士李德裕、元稹(曾經滄海難為水那位)、李紳,他們也都說段文昌揭發是實情。穆宗派人復試(復試主考官是大詩人白居易),結果原榜十四人中﹐僅三人勉強及第,錢徽、李宗閔、楊汝士都因此被貶官。

司馬光認為,這件事情是“牛李黨爭”的開始!“自是德裕、宗閔各分朋黨,更相傾軋,垂四十年。”“牛”是牛僧孺,“李”是李德裕。

說起“牛李黨爭”,又不得不說唐憲宗元和三年(公元808年)的制舉案,在這次科考中,考生牛僧孺、李宗閔等人,針砭時弊,史書記載他們:指斥時政之失,言甚硬直,無所回避。宰相李吉甫認為這件事情是舉子們故意針對自己,跑到唐憲宗那里哭訴,憲宗也認為此事有影射朝局的嫌疑,于是將主考官免職,牛僧孺、李宗閔也不受重用。這件事情被看做是“牛李黨爭”的起源,但此時的牛僧孺、李宗閔等人初入官場,羽翼未豐,爭斗尚未開始。

七年后,李吉甫去世,牛僧孺、李宗閔等人開始受到重用。 長慶元年,李宗閔做到中書舍人,大家都認為他前途無量。與此同時,又有一位青年才俊嶄露頭角,年紀輕輕已經是翰林院學士,他就是李吉甫的兒子——李德裕!

年輕的李德裕、牛僧孺、李宗閔,被看做是新一代朝堂領袖,以他們的才學,如果勠力同心,共謀社稷,中興大唐也未可知,但元和制舉案的舊恨加上長慶科舉舞弊案的新仇,讓雙方你來我往,斗的不可開交,直到公元850年李德裕病死崖州(今天的海南海口)。

此前四年,李德裕從宰相的位子上,被連續貶官五次,從繁華的長安城到天涯海角的崖州,花甲之年的他再也受不住折騰,一病不起。李德裕的死,標志著曠日持久的“牛李黨爭”徹底結束。

“牛李黨爭”究竟爭什么,該如何看待這場爭斗,一直是后世唐朝歷史研究者爭論的焦點,學界往往以出身論來作為這場斗爭的分野,認為牛李黨爭是新興的官僚階層與傳統士族階層的一次爭斗,也有人認為,雙方的斗爭與出身無關,完全是一場權斗,孰是孰非,日慕鄉關帶大家捋一捋!

(1)牛李派系構成

“牛李黨爭”之所以被認為是庶族士子與士族子弟之間的爭斗, 與雙方領軍人物的出身有很大關系,牛黨領袖牛僧孺出自安定鶉觚,也就是今天的甘肅靈臺人,寒門子弟,進士出身,進士在唐朝科舉中錄取率非常低(每次錄取三十個左右,錄取率約為百分之一),許多人終其一生,都摸不到進士門檻,所以有“三十老明經,五十少進士”的說法。牛黨另一位領袖李宗閔同樣是進士出身,不同于牛僧孺,李宗閔出自李唐皇室,其先祖李元懿是唐高祖李淵之子,但由于年代久遠,家道早已中落,說是寒門子弟也不為過。

李黨的代表人物李德裕就幸福多了,他出身趙郡李氏,祖父是御史大夫李棲筠,父親是當朝宰相李吉甫,可謂含著金湯勺出身,李德裕自幼便胸懷大志,苦心攻讀經史,尤精《漢書》、《左傳》,但不喜歡科舉考試,《舊唐書.李德裕傳》記載他:“恥與諸生同鄉賦,不喜科試”,后以門蔭入仕。

所謂門蔭入仕,就是憑借祖先的功勛循例做官,本質上是魏晉時期貴族政治的遺留產物,大唐開國后,推崇科舉,面向天下讀書人開科取士,但幾百年積淀下來的政治傳統,非一朝一夕所能完全改變。李德裕不管水平如何,總是沾了祖先的光。

由于入仕途徑不同,后世據此認定,“牛李黨爭”是一場出身差異導致的庶族科舉子弟與士族門蔭子弟的斗爭,這種說法看似合理,其實并不科學。

據統計,牛黨的核心人物的確皆為進士及第,但李黨除李德裕、鄭覃外,其成員亦基本上是進士出身。單單從入仕途徑區分,并不具有說服力。而據《劍橋中國隋唐史》記載,牛黨 41 人中郡望出身者 20 人,非郡望出身者 5 人,而李黨共 22 人,其中郡望子孫 12 人,非郡望出身者 7人,雙方的出身也都類似,認為牛李黨爭是寒門士子與士族子弟的斗爭好像也站不住腳。

(2)牛李黨爭的焦點

四十年的爭斗,最集中的一點,就是科舉!

唐朝的科舉制度源于隋朝,其目的在于面向天下選拔人才,尤其是太宗皇帝繼位后,深感士族勢大,長期以往,尾大不掉,因此對科舉制度十分重視,但在考試科目的設置方面,卻依然沿襲了六朝以來的文風,崇尚駢儷文風,追求文詞華美。這種文風,對于治世理政毫無幫助,但其時大唐風調雨順,國力強盛,縱然科舉方式有些偏差,也不至影響國本,還誕生了李白、杜甫等震鑠古今的詩壇巨匠。

安史之亂以后,社會動亂,民生凋敝,朝廷急需軍國人才。 科舉尤其是進士科作為朝廷選用人才的重要途徑, 必然要求去華務實,改革就變得迫切起來。

士族出身的李德裕,對舊有的科舉制度抱有天然的敵視態度,在他看來,以“詩詞歌賦”為主的進士考試華而不實,對為官治世毫無幫助,還助長了讀書人浮躁輕薄的不良風氣,所以屢次上書,要求改革科舉考核方式,但文宗皇帝對李德裕的建議態度曖昧,不敢輕易動刀,“甘露事變”后,夸夸其談的李訓被斬首,險些釀成大禍,逃過劫難的文宗皇帝有所醒悟,但依舊猶猶豫豫。

武宗即位后,李德裕得到重用,他的許多設想也都有了付諸實踐的機會,不僅改革了科舉,還把士子考試和選官分割開來,有效避免了進士不愿意去地方做官的老傳統,除此以外,李德裕還花大力氣打擊進士圈子文化。

說起圈子文化,還要多花些筆墨。

誕生于隋朝的科舉,延續到唐朝產生了兩種看似奇怪,實則影響深遠的社會關系:座主與同年。所謂座主,就是當年的主考官,要說封建社會,考生讀書都是自學成才,考官不過是考試過程中的一面之緣,說不上深情厚誼,但唐朝科舉腐敗到家,人為操作太多,許多考生開考前都要先行到大臣府上投稿,以換取推薦支持,而主考官,更是考生追逐的焦點,發榜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拜會考官。

白居易晚年寫了一首名為《重題》的詩: “宦途自此心長別,世事從今口不言。豈止形骸同土木,兼將壽夭任乾坤。胸中壯氣猶須遣,身外浮云何足論。還有一條遺恨事,高家門館未酬恩”,這里的高家門館,指得就是他的座主高郢,大詩人尚且如此,社會風氣可想而知。

而座主也把這種關系發揮到極致,例如唐憲宗時,崔群任宰相,他的老婆李氏勸諫他趁著在位,趕緊置辦莊園田地,為子孫后代著想,崔群笑著答道: “余有三十所美莊良田,遍在天下,夫人復何憂?”夫人曰:“不聞君有此業。” 群曰: “吾前歲放春榜三十人,豈非良田耶?”

而同年,指的就是同年參與科考并登榜的舉子,這種關系與今天的同學類似,但緊密程度有過之而無不及,“譬如一家子,肺腑親弟兄”,每年科舉發榜后,高中的舉子們都要遵循舊例,搞一場聲色犬馬的“曲江宴”,這種誕生于玄宗年間的宴會,最大的特點就是以官方發文的形式允許士子嫖妓,大詩人孟郊46歲那年中了進士,揮筆寫下“登科后”:昔日齷齪不足夸,今朝放蕩思無涯。春風得意馬蹄疾,一日看盡長安花。他要看的,可不是長安的花花草草!

士族出身的李德裕,對日漸糜爛的科舉深惡痛絕,為了打擊進士圈子文化,他不僅禁止考生感謝座主,還于任上,取消了“曲江宴”,除此以外,李德裕還改良了科舉考試方式,加大經學比例,在他看來,以“詩詞歌賦”為主的進士考試華而不實,對為官治世毫無幫助,還助長了讀書人浮躁輕薄的不良風氣,發展到后來,他甚至極端的建議朝廷不再使用寒門士子:然朝廷顯貴,須是公卿子弟何者? 自小便習舉業,自熟朝廷間事,臺閣儀范、班行準則,不教而自成。寒士縱有出人之才,登第之后,始得一班一級,固不能自熟也。

而牛僧孺李宗閔之流,對李德裕的做法極力反對,在他們看來,“進士為士林華選”,李德裕的仕途來的太過容易,所以他才能站著說話不腰疼,對于這些寒門出身的士子而言,沒有大臣的支持,沒有座主的提攜,沒有同年的幫助,官場之路舉步維艱,多了一個助力,就多了一個活命或者升遷的機會,這種溝通感情的做法是李德裕等士族子弟無法體會的,在不改革朝廷制度的前提下,將板子打到考生身上,不僅不能解決問題,還讓寒門學子失去了唯一的翻身機會。

況且他們歷經千辛萬苦才取得今時今日的地位,如果按照李德裕的改革方案,他們數十年的努力將大大貶值,所以無論如何都不能接受。

除了科舉,在其他方面,牛李兩黨也是各持己見,試舉一例!

唐文宗大和五年,吐蕃維州守將悉怛謀舉城請降,維州大概位于今天的四川汶川,是大唐與吐蕃交鋒的前哨,吐蕃苦心經營多年,才將維州奪去,并據此窺視成都平原,唐朝多次派兵,試圖奪回維州,都以失敗告終,悉怛謀主動獻城,可謂千載難逢的好機會。

外放西川節度使的李德裕大喜過望,趕忙收容了悉怛謀及維州百姓,占領了維州城,并飛章奏聞京城。文宗召集百官商議,朝臣多支持李德裕的做法,唯有宰相牛僧孺不以為然,他進言文宗:“吐蕃之地地闊萬里,維州之失并不能動搖吐蕃王朝的根基,而唐蕃立盟未久,便首先失信,與國無信,非大國所為。況且,現今吐蕃數萬精兵牧馬蔚茹川,若吐蕃向東發兵,不三日就可抵達咸陽橋,一旦長安危急,得到百千維州又有何用?”

文宗認為牛僧孺說的有道理,責令李德裕將維州和悉怛謀及其部屬皆送還吐蕃,吐蕃也沒客氣,就在交接地,將悉怛謀及降唐的百姓,全部屠殺,這便是血腥的“維州事件”。

(3)爭斗的實質

牛李黨爭看似只是政見不同的朝堂之爭,實則隱含了深刻的利益取舍,李德裕出身士族,無論是入仕途徑還是升官難度,都大大弱于進士出身的牛僧孺,所以他更多把注意力放在治國理政上,而牛僧孺李宗閔之流,出身寒門,官場的每一步都來之不易,他們需要快速編織圈子來支撐自身的權力需求,這才是是雙方對待科舉不同態度的真實原因,當然,李德裕也不是不明白寒門子弟的難處,他曾在任上提出“獎拔孤寒”的口號,以拉攏那些出身低微寒門士子,在他死后,寒門士子對他表現出了極大的同情,時有“八百孤寒齊落淚,一時回首望崖州”的詩句。

如果說科舉還牽扯到雙方的身世背景,那么其他問題,就是完完全全的權力之爭,例如前文提及的“維州事件”,牛僧孺力主放棄,看似理由充分,但十八年后, 牛黨完全掌控權力,牛僧孺又開始籌劃收復維州,可惜此一時彼一時,維州地勢險要,哪是你想要就有的。

再比如說河北三鎮事件,作為安史之亂的發源地,朝廷上下都知道河北三鎮地位的重要性,當河北藩鎮自愿獻出幽州,歸附朝廷時,牛僧孺卻說: 即使河朔藩帥自愿獻地歸朝,亦有害無利,不如不納,可代為捍邊。表面上看,牛僧孺奉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則,其實是害怕由李黨中人收復河北三鎮,壯大威名,影響了牛黨在朝中的地位。

這種為了反對而反對的處事方式,讓本就混亂不堪的晚唐朝政更加腐敗,一方獲勝,立馬將自己的主張付諸實踐,等到另一方得勢,又把前任的政策完全推倒重來,來來回回,不僅沒有解決問題,還造就了無數爛尾工程,讓底層官吏百姓無所適從!

一直到宣宗繼位,總算分出了個勝負,這位以裝傻充愣著稱的皇帝,是個“進士迷”,私下自稱“ 鄉貢進士” ,他一上臺,就廢掉了李德裕,牛黨獲得了全面勝利,延續四十一年的“牛李黨爭”畫上了句號。

“牛李黨爭”結束了,但這場爭斗中所涉及的問題卻沒有得到任何改觀,科舉依舊是上下腐敗的游戲,朝廷政策仍然是搖擺不定,一切又回到了從前的樣子!三十一年后,一個叫做黃巢的落第考生,自稱沖天將軍,兵進長安,于含元殿即皇帝位,國號“大齊”,建元金統,并大肆屠戮唐朝宗室百官。

這可以看做是“牛李黨爭”的尾聲!

參考:《舊唐書》《資治通鑒》《新唐書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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